1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医疗法治论坛”上，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王玲玲教授介绍，2016年全国暴力伤医案呈上升趋势，全国发生典型暴力伤医案例42起，共导致60余名医务人员受伤或死亡。
　　近年来，国内“医闹”事件频发，暴力伤医事件不断曝出，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顽疾。
　　暴力伤医事件呈上升趋势
　　王玲玲表示，诊疗结构和期待落差大成为暴力伤医的导火索，比如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意丶怀疑因检查产生不良后果丶诊疗结果和患方期待落差大丶医患沟通不到位等。
　　“医闹”事件滋生蔓延，平添的是医患之间的仇恨，最终双方都将是受害者。目前，中国医患人数比例本就处在失衡状态，如果医务人员安全不能被保证，医疗人员捉襟见肘的现象可能再度加剧。
　　国外如何解决“医闹”问题
　　医患关系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容易处理的问题。鉴于各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历史，结合各国民族不同的文化，处理好医患关系的方法和见解也各有千秋。
　　美国
　　美国“医闹”或袭击医生的事件少有发生，原因之一是美国实行医药分家制度，患者去独立药店取药，而且是先看病后交钱。缴费时，大部分患者同保险公司打交道，医院方面同患者没有直接金钱往来，这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发生摩擦的可能性。
　　美国很少发生“医闹”事件，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处理医疗事故的完备法律体系。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多选择法律途径。
　　美国医学会专业规范与法律委员会于1994年修订发布了《医患关系基本原理》。几乎每个医院都有风险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负责调查医疗失误。他们从专业技术角度判断医生是否尽责尽力和是否有过失。如发现医生有过失，他们有权进行处罚，且还要向司法部门报告。伦理委员会成立后，医患纠纷大为减少。
　　英国
　　英国对医患关系的起步研究归功于医学界先驱伊妮德•巴林特。1957年，伊妮德•巴林特医生发表学术论文《医生，病人和疾病》，记载了详实的医患关系相关历史案例。该文章对后来的医患关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9年，英国成立医学机构“巴林特协会(Balint Society)”，进一步研究医患关系。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国际社会也开始重视医患关系，“国际巴林特联盟”和世界各国的“巴林特协会”都参与到研究中来。
　　在研究的同时，英国也致力于提高医院服务质量减少医疗纠纷。英国的医院按照管理方式分为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英国本国公民和在英国合法居住半年以上的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服务。
　　此外，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如果医院内部解决不了，患者可以向地方的政府机构投诉。除非有患者同意，否则政府部门要在6个月内解决纠纷。
　　日本
　　为妥善解决医患纠纷，日本厚生劳动省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医疗安全对策，包括医疗，医疗保险丶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
　　日本医师会设置“患者安全确保对策室”，定期举办讲座，督促医院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建立完善的体制，尽量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
　　1995年，日本设立了日本医疗评估机构，督导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优质服务。评估机构对所有医院进行综合评分，为评估合格者发合格证书，并在网上公布结果。
　　通过机构认定，患者可以获得公开透明的信息，查询医生的从医经历，包括他们是否上过“黑名单”。由此患者能够避开“问题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说，可降低医疗事故发生的概率。
　　根治“医闹”需“疏堵”结合
　　为堵住暴力“医闹”横行，中国近年频出重拳。去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将“医闹”入刑，首要分子最高可判七年。今年3月，国家四部门联合发文，明确了“医疗纠纷责任未认定前，医疗机构不得赔钱息事”“滋事扰序人员违法行为未得到制止之前，公安机关不得进行案件调解”等多项措施。这些举措彰显法治刚性，旨在让医疗纠纷回归到法治轨道。
　　与法治刚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柔性，两者缺一不可。解决“医闹”问题，“堵”只是手段之一，更重要的还是“疏”——畅通冲突处置渠道丶强化调解的公信力和可信度丶提高调解的效率等，如此才能确保医患纠纷处理步入正常轨道。
　　王玲玲建议，预防暴力伤医，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支持，减轻贫困患者就医的沉重负担。还应该建立分级诊疗制度，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医疗纠纷发生后患者进行医疗纠纷救济的途径，减少患者救济的程序限制，保护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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